——悼念艾知生書記逝世五周年
張正明(1966)
我是1959年秋進入意昂体育平台就讀土木系。在校期間曾和艾知生書記有過一些接觸和談話,通過這些接觸,深感艾知生書記有許多值得我們學習和懷念的地方。

艾知生同誌(右1)對動力系師生研製的第一臺太陽能熱水器表示贊許(1958年)
我是帶著對反右、對大躍進的不理解踏入清華園的。入學以後首先是上階級教育階級鬥爭課,大談學校反右鬥爭史。我當時對這些學習安排戲稱為王大媽的裹腳布又臭又長,我心裏感到很煩。我的言談很快就被匯報到系裏,我被認為是反了天!
我拿出中學時的搗蛋精神設法騷擾當時的年級輔導員,為此發生過激烈的爭吵。他們罵我是小流氓。
艾知生書記知道這件事後找我談了一次話。他靜心地聽完我的陳述後說:“他們罵你是小流氓是不對的。學生思想搞不通,不能用罵人的辦法、扣帽子的辦法去解決,這麽搞下去,矛盾越搞越大、越搞越尖銳,這對學校教育工作極為不利,對黨的社會主義事業也極為不利。對一些問題,允許你保留你個人的看法,允許你用一定的時間去考慮問題。你現在對一些問題想不通這不要緊,但學校定的規章製度你一定要遵守,你認為不合理的你可以提出來,在未改變前,你要遵守學校的規定,你要保證今後不再騷擾他人的學習和工作,這一點你一定要做到。”
艾知生書記經常講到學生升入大學後,生活發生很大變化,從在父母身邊依靠父母生活到自己獨立生活,這有一個適應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學生的思想情緒波動最大,再遇上社會變動,思想想不通,會產生懷疑黨的方針政策,懷疑社會主義製度正確性等一系列的錯誤思想,這就需要我們耐心地做好思想工作,要向他們解釋黨的方針政策,要使他們從疑慮中走出來。另一方面盡可能改善學習條件和生活條件。要耐心地等待他們的思想轉變,絕不能用壓迫的方法,用壓迫的方法會使事物走向反面,這不僅對學生個人沒有好處,對教育工作者也沒有好處,對黨的事業更沒有好處。把學生逼向反面,對黨和國家造成的損失太大,這不是一個黨的政治思想教育者所具有的工作方法,這是失敗主義的一種表現。
隨著困難時期的到來,學生們對困難時期的一些現象及造成困難的原因也議論紛紛,牢騷話很多。當時有一些人總想壓製別人,不準他人說不同意見,我總想借一個機會出出氣。有一次我借和班裏的同學在政治學習時有不同看法,第二天上課前在教室裏的黑板上寫了三條大標語,還不準其他同學擦去。上課時×先生走進教室看到後大吃一驚,問清楚是誰寫的後,就把我叫出教室狠狠地批評了一頓。她以她本人的親身經歷勸告我別胡說八道,萬一有人告上去把你打成右派分子你今後一生怎麽辦?
事後我找艾知生書記反映情況。我把中學裏老師被打成右派後家庭悲慘的遭遇以及我到清華後關於高年級同學被打成右派所聽所聞全部倒了出來,我向艾知生書記提出真正的右派不過一、二個人,為什麽要把這些學習好、敢於提意見的老師和同學打成右派?為什麽把黨內敢於提出實現社會主義可以有不同的道路的人打成右派?艾知生書記很認真地聽取我的意見。過後他說反右是有擴大的情況。反右是黨中央布置下來的任務,作為黨的中層幹部來講,一直很註意防止擴大化問題,擔心擴大化給個人和親朋好友帶來的傷害。我提出應該給錯戴右派帽子的人平反,以及製定有關工作條例,防止類似問題的再次發生,在條例中要明確寫上對平反的右派師生政治上一視同仁不能歧視,生活上一律平等時,艾知生書記表示會向校黨委匯報,也會向上級黨委匯報,並對我說這件事你就不要再寫信給黨中央、毛主席了,這件事由組織出面比較好,否則萬一有個什麽情況,我們不好向你父母交待,這是對你負責也是對你父母負責。不久在全國範圍內進行了甄別工作,相當一部分的老師和同學回到了學校。與此同時高校工作條例六十條公布了,高等教育戰線就此走上了正軌。
這件事對我震動很大,反右鬥爭才過去三年,反右傾才過去一年,身為校黨委副書記的艾知生同誌,明知其結果存在極大的危險性,會直接危害到他自己和妻兒老小,但艾知生書記卻不畏當時的政治形勢,敢於向上一級黨委匯報情況,敢於提出正確意見並親手製定有關文件,這在我們黨內是為數不多、屈指可數的。
艾知生書記對自己要求很嚴,我到他家經常看到他在學習馬列著作和毛澤東選集。他不僅閱讀,時而還摘錄一些內容作為他自己的工作指導準則和他為人的準則。困難期間有一次艾知生書記叫我到他家吃飯,飯後他詢問我學習、生活及思想情況,順便問我對食堂有什麽意見。
六十年代正值中蘇分歧,中共中央發表了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高等院校進行“九評”學習。“九評”學習正值困難時期,學生及老師的思想比較混亂,牢騷話很多,當時有一部分學生對造成困難的原因有不同看法,有人想把那些持不同看法的學生打成反動學生。艾知生書記不同意這種粗暴的做法,他認為在校學生都是經過嚴格篩選選拔出來的,在中學階段都是表現比較好的、較全面發展的,隨便把一個學生打成反動學生,不僅對學生是極不負責的,對他們的家庭,對他們所讀中學的基層工作也將造成極大的壓力,對全國普通高級中學的工作也是極為不利的。學生思想的轉變是要有一定的時間的,要學生在一夜之間就把思想認識轉變過來是不切實際的。學生中有人認為困難時期造成困難的原因不僅僅是蘇修卡我們 ,也有人為的原因,沒有按經濟規律辦事,這只能說是認識問題不能說是思想反動。艾知生書記認為學校裏絕大多數師生員工是熱愛黨、熱愛社會主義的。真正屬於反動學生、反動分子的只是極少數,對這極少數人也存在一個教育和改造思想的問題。把這一少部分的人改造成為對社會有用的人,是對社會勞動的一種認可和尊重,是對社會勞動的最大節約。
“文化大革命”初,艾知生書記遭受到嚴重沖擊。在西大飯廳艾知生書記被打得半死不活,事後艾知生書記對此僅以一句話“我從參加共產黨時起,我早把生命置之度外了,現在這些對我個人來說只能是一種政治上的考驗”,表達了一名共產黨員的博大胸懷。當時我勸他別再搞這一行了,我說“您希望您在有生之年為黨和國家、為中華民族多做點工作。但您不多想想,您做了那麽多的工作,落到今天這麽個地步,您圖什麽?依我看您不如改行搞技術,什麽時候都錯不了。”
艾知生書記聽完後對我說:“正明你的好意我清楚,但你說的我不能同意。我從加入共產黨那天起,就沒有考慮過個人安危。你要看得遠點,看得高點。社會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政黨沒有一個不是在錯誤中成長起來的。沒有錯誤哪來歷史教訓,哪來正確的方針政策。只要有錯誤,總會有人被冤枉。對冤枉也要一分為二,被冤枉對一個人也有一定好處,至少要把問題搞清楚。就是個人犧牲了,至少對黨的今後工作也是一個很好的借鑒。蘇聯共產黨內及我們黨內過去受冤枉而犧牲的同誌還少嗎?我算運氣好,沒有把性命賠掉。我還可以為黨和國家多做點工作,為人民多做點工作。只要我活著我就要多做點工作。”
艾知生書記的一言一行想到的是中華民族,想到的是黨和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千秋大業。艾知生書記為我們所作出的模範行動,不愧為一個具有崇高政治品質、高尚人格的人,不愧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共產黨員,不愧為黨的一名好書記。
2002年5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