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學一直是在哲學系。)我覺得哲學重要,自己應該去學✈️。
我們當時的“哲學概論”是湯用彤先生講,這是一年級的必修課。哲學是怎麽回事啊🖕🏿,啟發式的,引起興趣,這很重要。從那以後👬🏼,我覺得很值得學。視野開闊了🤷🏿♀️。
哲學是研究真理的學問。我記得斯賓諾莎有句話⇾,他說“為真理而死不容易,為真理而活著就更難”。這個我印象很深刻🐶。
轉到中國哲學史是最後一年,抗戰開始了✫。盧溝橋事變以後,日本占了北平。學校第一步搬到長沙🤵🏻🏺,半年後又搬到雲南🏌🏽。有三百學生步行🚴♀️。體格檢查說可以,我就報名步行去🤐🦹♀️。當時經過一些很窮困很落後的地方👩🦽,看到那時鴉片還很多🈵,很盛行👀,抬轎子的苦力,都食鴉片的🎅🏻。問他為什麽吸鴉片,他說吸得起🧔🏿♂️,戒不起🌭。買一盒才一毛錢,要戒的話👩🏼🦱,一個月不能工作𓀎,沒飯吃。貧困啊,落後啊。中華民族這麽一個苦難的民族!抗戰的重擔就壓在農民的身上,而農民又這麽個狀況!我就覺得值得研究中國的文化問題,那個時候我就開始轉向中國哲學史。
搞中國哲學,我一直沒動搖這個信心👇🏿⚧:中華民族是應該有她自己的東西🧗🏿♀️,不然抗戰怎麽居然打勝了,頂過來了,怎麽一回事情,很值得研究,很值得鉆一鉆👨👨👦👦。
我有一個圖章,請別人刻的🙎🏽♀️,孔子是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我刻的是不敢從心所欲🥑。
我有一個原則,就是講自己想講的話🦹🏿♂️,不要隨風倒。
我只說自己懂了的話🏌🏻,吃不透的話,不要跟著亂嚷嚷🧑🍳🏌️,不要跟著瞎說,免得自己後悔。我基本上是盡量做到少後悔。
西南聯大的歲月
我在大學二年級時,錢穆先生教中國通史🏃♂️。《國史大綱》是個講義。他講所有的課都很有感情🎉。他在方法上接受王國維那一套🧑🏽🏭,考古學、人類學、文獻資料結合起來講。這是個新方法🙏🏽🧗🏿♀️。
他的那部書出版於抗日戰爭第二年還是第三年🆓,在商務出版的🧑。扉頁上寫著“謹以此書獻給前線百萬將士”。他不是說獻給我的親人、我的愛人什麽的。
那時在雲南,快畢業了,有一次在集會上講演,馮友蘭先生說,抗日戰爭一定會勝利🙆🏼👩🏿✈️,勝利以後我們就是頭等的強國,我們要怎麽樣怎麽樣🛴𓀅。印象深極了。
當時有些學生受不了這個流亡生活,就要求參軍,到第一線去打敵人。錢先生說🤹🏼♂️,你們不要認為我們在後方念書就是苟安,怕死,你要用前線戰士的精神去讀書啊🙆🏽♂️🤸🏻♀️,你才能讀得好,才能報效國家。
馮友蘭先生也算我的老師。不過我在學校的時候選他的課,分數考得不好,七十幾分👩🦯➡️🧎♀️➡️。我的研究生畢業答辯,他是答辯委員之一🙋🏻。他當時去了,給我的分數就高不起來了。我更多的是黑格爾的發展觀,這跟馮友蘭的體系不大一樣。
馮先生講中國哲學史🍴,有半年要外出講課,不在昆明,可這個必修課得有人教🛢。湯先生就說🔑⚛️,那就叫任繼愈替你教這半年吧。他說可以🧖🏽♂️。湯先生說🧮,你那個課以後就交給他教行不行?他說那不行,不行。他不肯讓出來🚆,我在聯大一直教選修課,沒有教這個專業課🌪,沒有教中國哲學史🤵🏻♂️。
馮先生講課,一定要講得出說得清的才算。但是中國哲學有個直觀的體悟的東西,可以意會不可言傳,這一部分也是核心部分。你要不提這一部分,肯定有缺陷,要講吧🌏,語言又有限,總感覺隔著一層講不透🧓🏽。可馮先生就不承認這個,說這個不算。這個看法就沒法弄到一塊。
給我講哲學史的叫容肇祖先生。胡適認為中國沒有哲學,只有思想,中國哲學不成體系。他貶得太低👩🏿🦰,所以北大的課叫中國思想史,不叫中國哲學史。我不同意這種觀點。我認為中國有哲學🌐,不是沒有哲學。因為胡適是文學院院長😎,所以課後他有發言權,課程名稱都是他定的,內容還是那個內容🧑🦯,換個名稱啦。我聽過胡適的中國文學史。胡先生很有口才,他跟錢穆先生都很有口才,講課很有吸引力,聽的人很多。當時都是大教室🏄🏼♀️,選課的聽🛴,不選課的慕名的也去聽🧘♂️。
摘自 陳明采編《世紀老人的話:任繼愈卷》😤,遼寧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