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繆進鴻🍝，1929年生🆔，浙江寧波人🫠。 1951年畢業於浙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不久被被派往清華機械系進修兩年。曾任浙江省教委副主任。

一 我所知道的陳立先生的教育思想片斷

（一）“高教更重要🙋🏻‍♂️！”

80年代初期💳，有一次陳立先生和我討論有關浙江的教育究竟應該怎樣抓才好🚳。這次談話，事隔二十多年🙏🏻，其他的話我已忘得幹幹凈凈📬🌊，唯獨有一句話我記得很清楚🫸🏿。他對我說：“我看🤷🏿‍♂️，高教更重要！”先生講這句話的時候，語氣充滿了自信🐷🧜🏽‍♂️。“高教更重要！”這句話雖然只有五個字🧑🏼‍💻，但內涵卻很豐富。從推翻滿清王朝🧏🏿，創建中華民國開始🔢，在這個問題上就一直有爭論。蔡元培先生自己撰寫的《我在教育界的經驗》一文就可以證明這一點👰🏿。1912年元旦，中華民國誕生🧕🏿，蔡元培先生出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當時，百廢待興，新中國的教育究竟應該從何處抓起呢🥜？對此，蔡元培先生在這篇文章中作了一段有趣的回憶：

“我與次長範靜生 君常持相對的循環論。範君說：‘小學沒有辦好🦸🏻‍♂️，怎麽能有好中學？中學沒有辦好🤏🏻，怎麽能有好大學✳️？所以我們第一步，當先把小學整頓👩🏼‍🎓。’我說：‘沒有好大學，中學師資哪裏來🙋‍♂️？沒有好中學🧒，小學師資哪裏來？所以我們第一步⏱，當先把大學整頓。’把兩人的意見合起來，就是自小學以至大學，沒有一方面不整頓。不過他的興趣偏於普通教育，就在普通教育上多參加一點意見；我的興趣偏於高等教育，就在高等教育上多參加一點意見罷了🥣。”你們看，當時的蔡元培和範源廉之爭是不是有點像“雞生蛋還是蛋生雞”之爭？相比之下，應該說，蔡元培先生站得比範源廉先生更高一些🙅🏿‍♀️，看得更遠一些。陳立先生和我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浙江的高教🏥，歷經解放以來全國院系調整🧳、歷次政治運動和“文化大革命”的“洗禮”，已遭到嚴重的削弱和破壞，如不大力整頓、扶植和建設，後果不堪設想。這個時候，先生提出“高教更重要”！要求下更大的功夫去整頓👶、扶植和建設高教是完全正確的，也是符合當時中央和浙江省委的精神的。只有高教抓好了5️⃣，普教才可能得到較快的恢復🤰、發展和提高。這個道理是顯而易見的。

（二）“要大刀闊斧去重點培養”人才

大約是在1987年初或1986年底🎣，我拋磚引玉🫵，寄了一份關於浙江高教發展規劃設想的研究報告（這份報告是幾個單位集體撰寫的，獲得了中國高教學會的獎）給陳立先生☘️，請他指正。這塊“磚”一拋，果然把先生的“玉”引出來了。先生於1987年2月5日寫了一封長信復我🔘，談了他對浙江高教的一些看法，其中一條就是“要大刀闊斧去培養”人才。先生在這封信中指出：

“杭大的處境很困難，主要還是人才。‘山不在高，有仙則靈👩🏽‍🦱；水不在深，有龍則靈🧑🏽‍🦱。’這裏也有一個絕對平均主義的錯誤。領導圖省事👩‍🎨，不能大刀闊斧去重點培養（人才）。孟嘗君對馮火爰的故事，值得反思➿。我黨素來主張沒有重點便沒有政策。要有眼力🧑🏿‍✈️，要舍得下本錢🧎‍➡️，要重點扶植🚕。我過去是考取湖北公費留學的。就我們這所中學（博文中學，現名武昌15中）前後三年考取的幾個人，一個是陳友松，現在北京師大（雙目失明，仍擔任一些主角任務）；一是塗長望🫵🏽，和我同屆，解放後是中央氣象局局長；最後一個是張國藩🧑🏽‍💼🍚，天津大學校長和天津市副市長📦🩸。博文考生全部就是我們這四個人，除我以外，都對國家文教科技作出了重大貢獻。為什麽我們今天就不能從浙江需要出發🍡，重點選拔一些人到條件好的地方去進修呢☝🏼？（現在由各校選派🧜🏻‍♂️，有很大的局限性，不能遂我所要🕶。）一年五名、十名都可以🧑🏼‍🤝‍🧑🏼。這樣的工作🧕🏽，不能推諉為經濟限製，真乃‘是不為也，非不能也’的惰性🦣！”

上述先生對重點選拔、培養人才（首先著眼於大學師資人才）的批評是中肯的💂🏿‍♀️，事隔一十八年，仍不失其意義。我個人認為，解放以來，我們在選拔人才去發達國家深造的工作上相當混亂，不能很好體現“公開、民主🕜、平等、擇優”的原則。與古代的科舉製度和清末、民國時代的庚款留美🤶🏿、留英考試製度相比🥱，可能是一種“倒退”🫶。中國古代的科舉考試製度🚣‍♀️，盡管有種種弊端，在綿延一千三百年的時間裏，畢竟憑籍它把人群中的優秀分子選拔出來⚓️，使中華民族通過他們得以維持和發展。現在迫切需要吸取我國以往的和西方近代的有益經驗，建立一種能真正體現“公正、民主⛹️、平等、擇優”原則的嚴密甄別人才的現代化製度來遴選各類人才🫰🏼📃，盡可能避免或減少人才遴選上的隨意性和失誤；更重要的是要通過這種有效的人文選擇的途徑，把中華民族的優良品性逐步重新整頓起來，把不好的品性逐步加以改造、淘汰♓️。

（三）改革現行的高教管理體製😔，提高效率和效益

陳立先生在這封信中還提出🧝🏼：

“我仍懷著一個不切實際的設想，省教委底下可設一高教局或類似的機構，以統一至少是杭州高校的教學和科研。倫敦大學只是一個這樣的機構，下面三🧚、四十所學校（College）都是獨立的，但在倫敦大學註冊以後就可以到各個學院隨便去聽課，雖然每人必屬某個學院管理🙍🏿‍♂️🧏🏿‍♂️。倫敦大學事實上只有一個註冊處（Registry）和一個圖書館。學位證書都由倫敦大學頒發，註明是那個學院那個系（faculty）的學生🦨。現在不能恢復原浙大的規模，是否可以在行政上統一領導，以加強各校的合作🔗？例如，我認為每個系有資料室就可以了🧝🏼，但杭州要有一個規模齊全的大圖書館🤸🏽👮🏿。Thomas Carlyle曾說：‘An university is a collection of books’。這自然是陳腐之言。但以現在的財力，如果要各校都建規模宏大的圖書館，事實上做不到。我認為圖書館和現代的數據庫（至少要和有關的國際中心建立終端聯接）是發展高教所必需🙎🏼。我在西德的曼海姆（Mannheim）看到的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至今仍印象深刻。主要是，它可以提供必要的研究工具（如計算機）和資料，還可以給予選題（以免重復）和方法上的指導。這正是我國現在所必需的機構🦢。因此，要有魄力建立一些研究中心，包括擁有各種大型設備和實驗中心。這樣才能充分發揮通力合作的優勢✨😗。各搞一套是不可能做出大事業來的🧑‍💼，即使做出來也一定很不經濟。”

陳立先生在這裏“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我國高教界和科技界的一種通病，也是一種頑疾：“各搞一套”👩🏼‍💼，不善於“發揮通力合作的優勢”🚧，結果造成很大浪費🦹‍♀️。這恐怕不能全怪下面👷🏻‍♂️🦹‍♀️，首先要怪國家和省、市兩級的管理能力還太欠缺。

（四）關於系科設置和心理學科的重要性

陳立先生在這封長信中還提出〰️：

“我最不主張機構龐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例如👧🏻，設置文、理學院我就斷然反對。現在正在提倡文理滲透，又要來個文理分家，何苦來哉？！我認為基礎學科就是要在學校的直接領導下去發揮它對各個專業（profession）的作用🔥。有些專業可以成立院、如政法🫃、經濟和教育🚹👩🏽‍🦲，體育也可以👩‍❤️‍👨。但這些學院都要緊靠各自必需的基礎學科。計算機科學也應列為基礎學科🤗，到2000年，不懂計算機將成為新時代的殘廢人🚴🏼‍♀️。”

“自然，對你沒有把心理學列為基礎學科，我認為是很不妥當的。‘工農商學兵’都不可沒有心理學的素養。有些人甚至認為👽，凡是人都得懂些心理學。許多國家都在高中設置心理學選修課（蘇美都如此。解放後我國首先翻譯的蘇聯心理學教科書就是Teplov的中學教科書）。談家楨80年代來杭州講演，即聲稱‘21世紀為心理學的時代’📡。錢學森也作過同樣的宣傳（他將它譯為思維科學）。心理學是為兩個文明服務的，一方面，一個文明人要有這方面的修養，另一方面🧔🏼‍♀️，沒有工作不涉及到人，也就沒有不涉及到心理學的🚶🙅🏼‍♂️。這點認識🥐，我認為是應該強調一下的。不是賣瓜的說瓜甜，李德葆就向我提過🫱🏽，他在美國看到中學有心理學課，而且👩🏿‍💻，所有學校都聘請有心理學家。”

陳立先生終其一生，始終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心理學的宣傳者和教育家。我則是一個十足的“心理學盲”，卻偏偏又在省教委從事高教方面工作。先生不得不化時間開導我，跟我講一點心理學的重要性🌲。但我真正體會到心理學的重要性還是在從事中外傑出人物群體的研究之後👩🏻‍🚀。也只有在這個時候🧎✫，先生對我的教誨才開始發揮作用。恐怕這也就是孔夫子所說的“不憤不啟🐻‍❄️，不悱不發”的道理所在罷🤼‍♀️。

（五）關於高校招生辦法的改革設想

2001年7月27日，《杭州日報》第3版刊登了一篇題為《由“南北榜”事件看高考分數線》的文章🧑🏻‍💻，談到山東等省的大學招生錄取分數線要比北京高出許多的不合理現象。陳立先生看了這篇文章以後，第二天淩晨即就此事寫信給我（可見先生很勤奮，對此事很重視）🧎🏻‍♂️‍➡️𓀄，建議我看看這篇文章，並告訴我：早在40年代初的抗日戰爭時期，他在遵義老浙大🚼🗞，就通過研究，主張用序數（ordinal number）來代替基數（cardinal number）對高校招生辦法進行改革。竺可楨校長當時曾主張采用他的建議來代替統考入學製♟。後來由先生指導一名畢業生，以這個題目做畢業論文，用先生的方法得出效度=0.8。當時我因事忙，竟沒有遵照先生的囑咐去讀《杭州日報》的這篇文章♐️，也沒有去拜讀先生過去的有關研究文章⛴🦶。七個月以後🤶🏻，即2002年3月9日😈，先生又寫信給我說：“山東大學錄取的分數要比北京高過一個多層次，我也說不出明顯的道理來。就象北京這樣的大城市也趕不上山東等地的鄉村，我自己也覺得理虧👃🏼👼🏼，不論從天賦和環境都說不出道理來🏣。最近因人力資源問題（重要）🦹🏿‍♂️，對人才問題加強了研究。我建議你現在有機會可以從這方面下手。如何👨🏼‍🚒✨？”我沒有時間去查閱先生的大作《細說從明朝初年科舉中的“南北榜”到今天高考在教育中的地位問題》一文🦫，但最近拜讀了他的文集續編中的《大學入學考試廢止後的招生辦法》一文。我對先生的改革方案缺乏研究👨‍🌾🔳，實在沒有什麽發言權🙏；但對先生年屆百歲，尚如此關心人才、關心莘莘學子的前途、追求社會公平👩🏼‍🔬、勇於改革，內心十分敬佩😶。但目前社會風氣較差🤵🏼，教育界風氣也不例外💴，任何好的改革方案🥖，一經實施👩🏿‍🏫，都有可能受到人為的扭曲，以致大大走樣，“老母雞變成鴨”；這是我多少有些擔心的。不過🗄，我希望教育部的有關領導能在百忙中研究一下先生的方案，相信這至少對他們擴大思路有一定的幫助。

（六）關於老浙大四校聯合

在我的印象當中，陳立先生和朱祖祥先生一樣👛，都懷著一顆赤子之心👩‍🦽‍➡️，響往竺可楨時期的老浙大😒、積極主張老浙大四校聯合。朱祖祥先生不幸去世對先生是一個很大的打擊，因為在“四校聯合”等問題上他失去了一個可以商量的誌同道合的“知己”📜。陳立先生找我商量過可供推薦的“四校聯合”的校長人選。我向他推薦了美籍華裔理論物理學家、教育家吳家瑋（杭州人，曾先後擔任過美國舊金山大學和香港科技大學校長。他可能是美國最早的一位華裔大學校長）💁🏻‍♀️。先生和我都認為，百年樹人，校長最好是一位理科出身的、能看得遠一些🚓、實用主義和急功近利思想少一些的教育家；當然🧑🏻‍🏫，像蔡元培先生那樣文科出身的通才教育家也很好💔。但辦浙大畢竟要比辦舊金山大學或香港科技大學難得多🆒，何況吳家瑋先生對“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製”這樣一種獨特的體製也未見得能適應🤿。所以我的推薦也不過是紙上談兵𓀔，說說而已。記得當時先生對這一推薦是欣賞的⏰。

一開始🧖🏿‍♂️🛀，陳立先生對老浙大四校終於實現了聯合感到欣慰🆔。他把1947年竺校長從美國買回來送給他的兩本心理學專著（扉頁上有竺校長送給先生的題詞和簽名）找出來🫧，執意要送到玉泉校區作為慶祝四校聯合的珍貴紀念➝。陳師母對此有點猶豫。我勸先生不要送🥷🏼，因為最後可能會把這兩本書丟失，還是放在心理系的陳列櫃裏公開展覽，永誌紀念🕕，更有價值🤳🏼。後來聽說，這兩本書送到心理系之後，一時竟找不到了，先生知道以後很生氣，經過一番追索🧖🏿‍♀️，最後才算找到🫰🏽🧚🏽，這兩本書兜了一個圈子，又重新物歸原主。這也算是一個小小的插曲罷🏋️🦮。

“四校聯合”本來是件好事🏺，但它選擇了一個錯誤的時機。80年代初期🐛，劉丹同誌📯、四校的一些老教授（包括陳立先生在內）和我，也曾策劃過四校聯合。這件事雖因遭浙大少數人的反對而失敗，但我個人卻從不後悔。其實🧙🏽‍♀️，80年代初期是老浙大四校聯合的最佳時機，這是因為：（1）當時正值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和全國科學工作會議結束後不久，經過“十年浩劫”，人心無不積極思上🪸，都想爭取把失去的時間奪回來🍄‍🟫；（2）當時四校的規模都比較小；（3）當時社會和學校的風氣都比較好🦹🏼‍♂️；（4）當時🟫，一些老教授和老幹部還健在😿，這是最最寶貴的🦶，因為人才是關鍵📯，人才難得啊！當時唯一不足的是國家的財力還不足♣️，但總比浙大在遵義時期的情況好得多🧗🏿‍♂️。後來遲遲到1997年才搞“四校聯合”。這時四個兄弟的羽毛都已豐滿，不但羽毛已經豐滿，而且各校的機構都已相當臃腫；正像一戶大戶人家，兄弟分家已久⚈，各自已建了不小的家業，人口眾多，難以再合✫🤾🏿‍♀️。而且，一些老教授和老幹部也都已凋零，社會和學校風氣則大不如前🔕，這些因素疊加起來，使“四校聯合”的難度大大增加。

先生去世以後，先生的家人從他的筆記本裏找到一張紙片🕵🏼‍♂️，上面寫了他對“四校聯合”的一些期望🕵🏿，從中可以看到他的一些憂慮所在🥑：

“1🤽🏿、翁文灝當行政院長。我在《科學與社會》一文中就批評過他🤘🏻，科學家當上了官，就變成了政客，我希望浙大不要成為衙門👬🏻。

2、在工作改革中，不要在冥想中出主意🆓。所以我主張聯合前不要大動，仍以院系為主，照常工作下去🕢🟩。但在過渡中一定要設法多開些會🦜，調動大家的積極性。在學術活動中🤲🏼，一定要強調民主🧘，在黨的十五屆五中全會精神指導下，廣開言路，集思廣益。蔡元培和竺可楨的歷史時代過去了🧝🏻‍♀️，但民主作風仍然值得強調。

3、要創造條件✥，培養人才，改革開放。知識經濟的核心問題：千裏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貴在知人善用。不僅（要）善用，更要盡力培養⛹🏼‍♀️。要派人到先進的研究與開發的‘矽谷’去🟣，不是博士，而是特別頂用的人🧍🏻‍♂️，看空補缺，務求實效，解決問題。”

後來🧝🏻‍♂️，種種事態的發展證明☄️，先生當時提出的上述忠告是十分中肯的👨‍🍳，是很有先見之明的。可惜我們卻做得很不夠。

陳立先生和朱祖祥先生，還有劉丹同誌👋🏽，都生不逢時，未能在生前看到浙大的復興⛏，但他們為浙大振興、中國高等教育事業振興、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努力奮鬥的精神是永遠值得我們學習和尊敬的🤳！

二 陳立先生鼓勵、幫助我做科研

（七）以教書育人為樂的教育家

我一生讀過六所小學、七所中學、四所大學。我在這十幾所學校求學🗃，先後接觸過的老師不下數十人⬅️。“人無常師”，走上工作崗位以後✈️，我先後接觸過的，曾在一時一事（以至多事）上教導過我的其他老師（其中不少也是同事）恐怕也有數十人。在所有這些曾給予我教誨和幫助的老師當中♠︎，陳立先生無疑是給我教誨和關心幫助最多，其延續時間也最長的一位老師。這一事實連我自己也感到意外💆🏽‍♀️，但經最近一再認真回憶和歸納，它卻是實實在在的事實。

1981年秋🧜🏿‍♂️，我奉調到浙江省高教局（一年以後與省教育廳合並🧚🏽，稍後又改稱省教委）工作👰🏼‍♀️。陳立先生在這以前約二年已出任杭州大學校長。由於工作上的關系，我們很快就相識了，並不時有所接觸，這時他已年過八十⚽️。陳立先生早在1935年就進入了高教界，先後在清華和浙大任教；解放初又擔任過浙師院和省教育廳的領導工作，畢生從事教育，是一位有事業性、有真才實學和實際經驗的老教育家。我雖在浙大任教了三十年（其中“十年動亂”時期也談不上教什麽書），但畢竟是工科出身👷🏽‍♂️，對教育知之不多💅🕋。因此🥊，在平時的接觸過程中😵‍💫，他的言行自然不可能不給我以影響👨‍⚕️。年過“花甲”，退居“二線”以後🏋🏼🕡，從1989年起⛹🏼‍♂️，我開始從事比較人才學研究，並從中外傑出人物群體的比較研究著手。比較人才學是一門新的學科分支，它既涉及歷史科學（首先是科技史和文化史）和教育學🧑🏽‍🔬，也涉及心理學和社會學。這些學科💪，對我來說🍆，都比較陌生。研究中碰到問題就不時去請教先生（我也不時請教其他老師👰🏿‍♀️，如陳省身💅、譚其驤👨🏻‍🔬、何炳棣🧁🧚🏼‍♂️、王承緒、陳學恂🧑🏻‍🎄、徐規⛵️、陳橋驛等老師👨🏻‍🍳，也請教一些與我年齡相近的，如姚德昌、邵靖宇🍯、於宗先、幹丹巖🦚、倉修良👨‍👩‍👧‍👦🖖🏿、黃時鑒等老師，也包括過去的老同學），有時是登門拜訪請教，有時是電話請教💃，更多的是不斷寄自己寫的材料給他看，希望得到他的指點。先生看我還勤奮肯學，並非“朽木不可雕也”🦦，就不時給予指點☪️，月積年累✭，也就受益匪淺🐏。當然，除此之外，我們之間也還有一些工作上的討論和交流🪩。一位九十多歲的老人，面對著面，要為一位“古稀”上下的“年輕老人”解惑🅱️，既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也是一件頗不容易的事。先生曾經跟我講過一句話🕺🏿：“我生平也做過一些後悔的事，但對教書育人我從不後悔”。這句話講得好👼🏼。我想，這也是他年過九十以至一百，依然堅持每周為他的研究生上課的原因所在☮️，也是他樂意個別指導我🧝🏻💮、熱情幫助我的原因所在。先生以教書育人為樂🟦💺，這就是其中的奧秘所在罷🤏🏼。

（八）臨別贈言——最後一次重要的教導

我和陳立先生最後一次會面的時間是在他逝世前三個月，即2003年12月29日下午🙇🏽‍♀️，在浙江醫院他住的病房裏🧓🏿🥰。這時，他因股骨頸不慎折裂🦗🌀，已坐上輪椅，人也明顯比過去消瘦了。這天下午陳立先生和師母✔️、他們的大女兒亦平和我、我的老伴相聚，談得非常愉快。就在這天下午，先生對我作了最後一次教導🖌，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教導。

先生首先鄭重地向我指出，在我現在所研究的這個領域裏，“迄今還沒有一門學科能起主導作用”👜。

我立即意識到這句話的重要性和份量。我理解到，他的這句話並不是隨便講講的，而是出於他的深思熟慮🙍🏽‍♂️。我就問他：“您的意思是不是說🏋️，這項研究還值得做？”

先生點點頭🎑，明確回答我說：“是的。”

接著先生又說：“你有毅力。我這個人最大的缺點是沒有毅力。”他講這話時🕖，微微搖搖頭，臉上流露出一種遺憾和懊悔的樣子。這顯然是對我的一種莫大的勉勵🗻🖌。同時🌉，也顯示了先生勇於自我反省的精神。而這種勇於自我反省的精神本身，對我們莘莘學子來說，卻具有更加重要的教育意義和啟示作用😶。

接著他又問我📩：“你這門學科取個什麽英文名字呢？”

他問這個問題的時候聲音微弱🐽，我聽不清楚👨🏼‍💻。後來我聽懂了💇🏽。於是我告訴他：1992年我商請當時的杭大外語系老教授鮑屢平先生給它取了一個英文名字🪣🍼，叫comparative talentology👨🏼‍🔬，後來又拜托浙醫大張貽瑾教授去請教她的老師4️⃣、北大的李賦寧先生👨‍🚒，得到他的首肯🙅🏻‍♂️🏥。

先生聽了很高興。他說：“我想取的也是這個名字。”

先生取的名字竟和鮑屢平先生取的不謀而合✡️，真讓我高興👩🏿‍🦲。先生為我的事考慮得這麽細致周到，更使我十分感動。

談到這裏👐🏼，先生忽然又問了一個使我感到十分意外的問題💆🏽。他問我：“為什麽‘唯楚有材，唯晉用之’呢🧏🏼‍♀️？”

我被這個問題問得有點“丈二和尚摸不到頭腦”🧔‍♀️。在亦平的幫助下我總算弄懂了這個問題。先生是湖南平江人🤹🏿，早年在武漢博文中學讀過書💛🌑，後來又考取湖北省公費出國留學🕺🏼。他當然屬於當時的楚國地區人。因此，他對“楚材晉用”這個問題比我們非楚國地區人有更深一些的認識和體會🧚‍♀️🤽🏽‍♂️。對他提的這個問題我當時回答不出🚴🏽‍♂️。說來也很可笑，搞了十多年比較人才學研究，對“楚材晉用”這個成語我竟連聽都沒有聽說過。

先生見我回答不出𓀏，就告訴我😵：這可能是因為當時晉國的商賈力量比較強大，社會經濟繁榮🛜，國家富強🤷🏽‍♀️，所以能吸引楚國人才🐄，能用楚國人才（大意）🚣🏽。先生這一臨別贈言道破了美國為什麽能廣用世界各國優秀人才的一個重要原因（但顯然不是唯一的原因）。從先生提這個問題啟發我也可以看到，先生為了幫助我用心良苦。

與先生談話後不久，我從成語大辭典裏查到“楚材晉用”這一古老成語的出處🔵。受先生啟發，在他逝世後半年，我撰寫了《從“楚材晉用”說到“全世界優秀人才為美國所用”》、《為什麽世界各國優秀人才能為美國所用？》和《為什麽美國能後來居上🌐🫱🏿，成為一個超級科技大國？》三篇論文📽，並以預印本形式寄給許多海內外學者專家，受到普遍的重視和好評🧘🏿‍♂️。先生啟發指點之功不可沒也🤔。

這最後一次與先生談話的時間並不長。先生一共不過談了四個問題🤹🏽‍♂️🍁，每個問題都談得很簡短。但可以看得出，每個問題都有很強的針對性，而且，相互之間都有內在聯系。在漫長的103歲生涯的最後時刻，他還在病中為我的研究考慮問題，真誠幫助我繼續前進。這是一般人所做不到的，彌足珍貴。

（九）解惑的良師

大家都知道韓愈的名言：“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我想🏇🏻，在通常情況下🎗，“解惑”可能比“傳道授業”更難一些；因為“傳道授業”主動權在老師這一邊，“解惑”主動權在學生這一邊。學生將自己在學習中碰到的疑難問題提出來請教老師✋🏽；老師要接受學生提出來的各種疑難問題，妥善加以回答，以解其惑。這時，老師顯然處於被動地位。我在研究過程中經常碰到各種各樣的問題🛴，就不時去請教有關老師🍄，包括請教陳立先生。像我這樣的學生（出身工科，年過“花甲”始攻文科👨‍🔧，基礎較差），老師是不大容易對付的👨‍👧‍👦。但先生卻表現出一位長者所特有的負責精神和耐心🏊🏿‍♀️，盡可能給予解答。請允許我舉例來加以說明🌷：

（1）1989～1990年，我通過統計分析和比較研究發現太湖流域人才之盛冠全國🚣。但不久我就意識到🧑🏽‍🎨❕，在一個“大一統”的高度集權的國度裏🌟👨‍⚕️，拿一個地區的人才和另一個地區的人才作比較🪷，比來比去📠🥄，雖也有一定的意義和價值👰‍♀️，但其意義和價值不大📙；就想跨出去🤷🏼‍♀️，試拿太湖流域的人才去和西方世界人才出得最多的地區之一——蘇格蘭的人才作一比較↘️。這一步跨出去很難。我登門去拜訪著名的比較教育學家王承緒老師，請教他可不可以這樣做🙎🏽‍♂️，他毫不猶豫地否定了我的想法。他說🛀：比較一定要“like to like”🚴🏿，太湖流域和蘇格蘭的條件不一樣，是不能比的🧗🏻。我又寫信請教美國文理科學院院士🕋🏡、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何炳棣先生。他回信也說📺🗡，這兩個地區不可以比，因為“近千年太湖區與蘇邦文化傳統及條件有根本差異🤚🏼🤽🏽‍♂️，有如柑桔、香蕉之難對比。且太湖流域太狹🩶，即浙東、江右亦不在內，面積單一，取材標準似不無商榷余地”。（1995.12.23）對王承緒、何炳棣兩位老師𓀜，我當然很尊敬♣️✊，現在依然很尊敬。但這是一個純學術性問題🍼，應該各抒己見，通過討論求得解決🕵🏽‍♂️。我就寫信給何先生說7️⃣：如果我們在宇宙的某一顆星球上發現有“外星人”👆🏻，盡管這顆星球和我們所處的地球的環境有很大差別，我們是無論如何一定要拿地球上的人和這顆星球上的“外星人”加以比較的。問題不在於能不能比，而在於怎樣去比。這以後👢，不到一年，我先後在上海🖕🏿、北京、寧波發表了《十八世紀以來中國太湖流域與蘇格蘭的人才的比較研究》一文的全文和摘要🚴🏿‍♀️。但我對上述兩位老先生的意見一直感到納悶💩。我反問自己：他們兩位都是很有學問、很有聲望的學者👩，為什麽他們不贊成作這樣的比較研究呢🌊？又過了三年，我就這個問題請教陳立先生🚝。不料先生卻很明確地告訴我🤾‍♀️：這兩者“可以比較”。他說，事物都可以相互比較，顏色分紅、橙、黃👈🛂、綠🚴‍♀️、青🫡、藍、紫🏌️‍♂️🏂🏻，也是通過比較才得出的。他又說：他們兩位之所以不同意，恐怕是出於誤解。隨後🧗🏼‍♀️，他又於1999年9月2日寫信再次就這一問題回答我🙇🏼‍♂️：“幾天前你向我電話中談的（註：其實是當面談的）問題👂🏿，恐怕是對‘問題’的字義（比較）有不同的解釋，不然，我看不出爭論的由來🚴🏽‍♂️。”經先生這麽一解答🤵‍♂️🈲，在我心中懸了幾年的一塊石頭總算落了地。先生在這封信中又告訴我他所推崇的一位叫卡爾·波普爾（Sir Karl Popper,1902-1994）的英國科學哲學家的一段話：“我先是在動物和兒童身上，後來又在成人身上觀察到一種對規律性的強烈要求，這種需求促使他們去尋找規律”。先生接著又引用了美國洛杉磯加州大學一位叫岡布裏奇（Gombrich）的院士對波普爾這句話的評論🛌🏻：“這的確是很重要的一點，我是從他那兒學到這一點的”🧓🏻🧑‍🦰。先生然後對我說：“你看，這是不是很有意思的！”我心裏明白，這是先生又再一次為我鼓勁！

（2）我在研究中發現，數學家（當然都是世界一流的能名留青史的數學家）患神經系統疾病和精神病的相當多，後來我又進一步發現，傑出的文學家、政治家以至思想家和哲學家等群體患神經系統疾病和精神病的比數學家群體還要多。我就再一次請教先生🤾‍♀️，問其中的原因。先生1999年6月26日寫信回答我的提問。他建議我看一下他在1943年發表的《大學與大學生》一文，其中引用了英國心理學家J.沃德（Ward）的分析。先生認為🙌🏼，精神病中有一種“精神分裂症”是最常見的一種精神病，它的起因就由於“不全”（筆者註👨‍🦼‍➡️：即有意的專一，使某些方面的能力特別發達，同時就不能不犧牲其他方面🚜；結果便釀成一種不平衡✍🏿。從心理衛生言🧑‍🎤✈️，這樣的不平衡發展☝🏿，往往引發神經系統疾病）👀。先生的這一指點當然對我今後對傑出人物群體的疾病磨難研究大有幫助。

（3）我在研究過程中又發現，有些傑出人物群體，如思想家與哲學家、數學家群體在處理兩性問題上與文學家、表演藝術家等群體有相當大的差別。例如🧖🏼‍♂️，前兩者抱獨身的比例相當高💅；不抱獨身的一般也只結婚一次📘，結婚兩到三次的往往是因為喪偶後又續娶。但文學家對婚姻🖐🏿、和異性同居比較隨便，有的還非常濫，雨果和莫泊桑便是兩個突出的例子🧘🏻‍♀️。我就先電話請教先生：問這是不是因為兩者在性心理或其他什麽方面有差異🧚🏿‍♀️？然後再登門請教🗿。登門坐下以後，先生告訴我，他接到我的電話☑️，想了一下。他然後告訴我：兩者是一樣的。只因為後者在社會上的名氣大一些、影響大一些，與異性接觸的機會多一些，受到異性的崇拜和追求也多一些🧝🏽‍♂️💂🏿，才造成兩者之間這種較大的差異；其實，在性心理、性生理等方面都是一樣的（大意）。不言而喻，先生的這一指點，對我來講，也是很寶貴的♿️🧑🏽‍🎤。如果通過其他途徑去了解，未必能很快得到如此簡單明確的答案。

（十）思路清晰，要求嚴格，“童心”未泯

我原先聽說先生要求嚴格，有些兄弟學校的心理學教師的升等論文送到先生那裏🍮，有時就通不過。不過我當時並不了解他究竟是怎樣嚴格要求的。我做“中外傑出人物的比較研究”🙅🏼，對取樣要求尚稱嚴格，一般要在大英百科全書或中國大百科全書上列有人物條目的才能入選🕛。有一次我恭恭正正地填了一份法國實驗心理學家🎐、智力測驗創始人A.比奈（Binet）的信息卡（約有《新民晚報》4個版面那麽大）作為樣本，送給先生過目🩴，希望先生能對信息卡的設計提提意見。不料先生立即提出⁉️，S.弗洛伊德（Freud）還夠取樣條件🤛🏼，因為他畢竟有些創造性的東西，但比奈是不夠條件的（大意）。這使我有點吃驚。2001年8月中旬，我將一份列有100名生命科學家群體的樣本一覽表寄給幾位從事生命科學的學者專家征求意見，也寄了一份給陳立先生和師母👩🏽‍🦰。說實話，當時我只希望師母（馬逢順醫師）能提些意見，因為她是醫科出身；對陳立先生卻不敢存奢望🦹🏼‍♀️，因為他畢竟不是生命科學家🫰🏽，而且他年已百歲，也不好過於驚動他。不料8月21日先生收到該樣本一覽表後立即審閱，8月22日就打電話給我，明確提出應該增加英國劍橋的E.D.艾德裏安（Adrian）和荷蘭的H.德佛裏斯（de Vries），並且很具體地闡述了他的理由，理由很有說服力。當天晚上我在日記中寫道：“陳立先生看了生命科學家群體取樣名單，建議增加英國的Adrian與荷蘭的de Vries👳🏿。百歲老人能頭腦如此清楚🙇🏻‍♀️，實在是難能可貴。他把為什麽選這兩個人的理由講得很仔細、很清楚💧。”我查閱了這兩位科學家的有關材料，當即接受了先生的建議（後來我查到🧑，他在同年8月3日的一封信中告訴過我：他1933年曾去劍橋短期師從過艾德裏安）😟。當時，先生在電話裏還提出，青黴素的發現者A.弗萊明（Fleming）不應該列入取樣名單🚓，因為他的理論基礎不夠👨‍👨‍👧。他為此還提高了嗓門🧗‍♂️，在電話裏和馬醫師爭起來，非常認真（這是因為🏃🏻‍♀️‍➡️，當初倒是馬醫師建議將弗萊明列入取樣名單的，我也完全同意）。在對待A.比奈和A.弗萊明的問題上，人們可能會認為先生過於苛求。但我認為，對傑出人物的評價，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各有各的評價標準，先生的評價自有他的道理。弗萊明是1928年發現青黴素的；他證明它不幹擾白細胞的功能🥕🙏🏿，對實驗動物無毒🚡🌚，為一種很有效的殺菌劑。“但他始終未能提供可以臨床應用的粗製品💪🏿。他將點青黴菌菌種一代代地培養，直到1939年為H.W.弗洛裏（Florey）和E.B.錢恩（Chain）等人再度研究青黴素提供了菌種”🧑🏿‍🌾。弗萊明1943年始當選為皇家學會會員，這已是他發現青黴素之後15年的事了。這也許說明，正如先生所指出的👞，他在基礎理論方面的確存在一些缺陷。

先生對中國學術界的評價也很嚴格。他曾於同年8月3日寫信給我，簡要介紹他對中國心理學界一些學者的評價（一共提及九位，有的只是一提而過）🚶‍♀️‍➡️🔟，要求就很嚴格，但還是采取一分為二的實事求是態度。例如，對郭任遠的評價就是這樣🍌：在指出他的品行有缺陷的同時也充分肯定了他的成就🚑。我閱讀中國科學院編的《中國現代科學家傳記》（共六集），總感到人們不是用“一分為二”的觀點來寫這些科學家。其實他們也是普通人，不是“完人”。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是可以理解的🩰。但這確實給我們的研究帶來一定的困難和影響。

先生對傑出人物的嚴格要求可能有“求全責備”之不足，但這也反映了一種淳樸的科學精神，有點像涉世不久、天真無邪的孩子對世界和現實的要求一樣，容不得有一點毛病。我不知道應該怎樣來描述這種性格特征🧔🏽‍♂️，姑且稱之為“童心未泯”✣。我感到，至少中國的學術界目前很需要提倡這種堅持高標準、嚴要求的實事求是精神。有待與大家進一步商榷👩🏿‍🚒。

最後，我想引用陳立先生十八年前（1987年2月5日）送給我的蒲松齡的一副對聯的下聯👷🏻‍♀️，作為全文的結束。先生當時以這副下聯來勉勵我🖇。請允許我在這裏，謹以先生的名義再將它轉送給所有為中國的高等教育事業的振興、為中華民族的偉大的歷史性復興而全心全意🫅🏿、努力奮鬥的仁人誌士們罷。這副下聯是🥢：

“苦心人，天必佑，臥薪嘗膽，八千越軍盡吞吳🤲🏼！”

原文發表於浙江高等教育2005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