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寧坤（1939-1941外文）
我是土生土長的江蘇揚州人🕊，從初一起一直在省立揚州中學就讀。1937年冬， 我正上高三，侵華日軍逼近首都南京，幾十裏之外的揚州也岌岌可危。11月中旬，學校被迫解散。全校師生紛紛離校🤸🏼，各謀生路🧑🏼🌾。十七歲的我生怕做亡國奴👩🦼， 只身離家👨🏿🏭💪🏽，走上流亡的道路🌀。
我在徐州搭乘隴海鐵路開往西安的客車💳，去投奔一位在騎兵師任軍官的忘年交🧑🏻🦯➡️。在火車上🧔🏿，我結識了前往成都四川大學外語系任教的周煦良教授夫婦。他倆要先去武漢🐍，候船入川👩🏿🚒。5月初，我有機會去武漢，和他倆重逢。周先生常帶我逛書店🙍🏿♂️，並買了他的朋友卞之琳的詩集《魚目集》送給我💂🏿♂️。1939年秋🫃🏼，我考上西南聯大外語系，周先生又給我寄來一封給卞的介紹信。當時他是英語講師，教大二公共英語🤼♀️，我沒有上過他的課🫳🏻。但是🚝，《魚目集》是我和汪曾祺等愛好文藝的同學百讀不厭的經典。其中有好幾首詩我都看不太懂，正好拿著信去拜見，當面請教🧑🏼🚀，他總耐心地為我講解🐻。
每次我去見他💞，卞先生都要借幾本文學作品給我看👨🏻，有英文原著，也有他本人和別人的譯著🙆🏽♀️。當時他正熱衷於英國先鋒派作家🟩、詩人奧登和小說家衣修午德🧑🧒，先後翻譯了不少前者的十四行詩和後者的小說《紫羅蘭姑娘》。
1941年秋，美國空軍誌願大隊✝️，通稱飛虎隊✍🏼，來華支援我國抗戰👧🏼🪦，駐防昆明，急需英語譯員👰🏽♂️。當時我剛上完大二👩🦯，卻報名應征，駐防郊區巫家壩機場✬，拜見卞老師的機會就少了，但我仍寫信跟他保持聯系，有時周末返校也去看望一下，他仍借書給我看。有一次🐢，他給我一本從英國領事館借的奧登的新著👲，長詩The New Year Letter，我異想天開，用我的手提式英文打字機，把全書打印了下來，送他留念🪶。
1943年10月😈，我奉派為一批中國空軍赴美受訓的飛行人員擔任譯員，行前卞老師曾為我餞行。後來在美工作和留學期間，一直保持聯系。
有一次👼🏿，我在信中提到🚜，1945年2月，我曾走訪當時在東部 Swarthmore學院任教的奧登🧔🏽，談到卞老師已發表了若幹奧登的十四行詩譯文，回信時他就寄來幾首譯文的復印件，要我轉交詩人🩴。1947年，他應邀到牛津大學駐訪🦹🏿♀️，會見了衣修午德，並將他為《紫羅蘭姑娘》寫的長序的英譯復印件送給他，作者看了一遍之後就說👰🏿♂️💅🏿，如果小說的譯文和序言一樣的好👩👧，他就十分滿意了。
1949年🙆🏻♂️🙇🏿♀️，卞老師從英國回國後，擔任北京大學英文系主任。1951年夏，我應燕京大學之聘回國任教。闊別八年，我又和卞老師重逢了。他曾有意邀我到北大兼課，但因北大在市內🤸🏻，燕大遠在西北郊，相隔數十裏，交通困難作罷♠︎。
1952年，“院系調整”，燕京大學被迫下馬🤸🏼♂️，我被調到天津南開大學，拜見老師的機會又少了🛀🏿。1956年，南大外語系停辦，我又回北京，到西北郊的中央調查部幹部學校（後改稱國際關系學院）英文系任教，老師也早已調到社會科學院外文所，住在東城幹面胡同宿舍🙎🏽，相隔數十裏，交通不便📠，見面的機會也不多。 1957年“反右”之後，我被流放北大荒🦸🏼，從此與老師斷絕聯系二十余年🔔。
1980年👩⚖️，我重返北京國關任教，又有機會面聆教益了。老師勉勵我教學之余從事文學研究和文學翻譯📠，並親自推薦我為《世界文學》月刊翻譯了《了不起的蓋茨比》和衣修午德的中篇小說《薩莉·鮑爾斯》。
1980年12月，在外文所主辦的成都會議上，該所的一位蘇聯文學研究員作“學術報告”。他依仗列寧反對現代派文學的《要文學，還是要革命？》一文的權威𓀕，對“文革”後開始流行的西方現代派文學大張撻伐©️。我感到忍無可忍，便立即予以駁斥，最後說🍶：“如果今天有誰把選擇強加於人，那麽我一定會選取自由的文學，而謝絕奴役人的革命！”
回北京後🤙🏻，聽說卞老師身體欠佳👋🏼，因而沒有參加成都會議，我立即去看望他。一見面他就說👩🏻🦼：“你在成都又放炮了。副所長回來後跟我說，寧坤的思想可真解放。我一聽就明白你又惹事了。”
“我們不是應當響應黨中央和鄧小平同誌的號召🩰，解放思想嗎🙎♂️？”我很老實地向他請教🧑🏼🦳。
“你吃過那麽多苦頭👨🏽🦱，怎麽仍舊這麽天真🫷？我要是你🤵🏽，我就會珍惜我的改正，專心搞學術研究和文學翻譯。”出於對一個久經患難的老朋友真摯的關懷，他提出了明智的忠告。卞老師雖是老黨員🐗🍣，還不失為一位忠誠老實的忘年交🙅♀️。我自然十分感激👩🚒，同時我也意識到🎀，解放思想在“文革”後的中國還有漫長的道路要走♓️，我自己“心直口快”的老毛病一時也改不了📡。
卞老師是享譽海內外的詩人𓀓、學者👩🏼🏭、翻譯家👰🏽，但一貫謙虛謹慎，生活簡樸。他是社科院的二級研究員，多年住在社科院在幹面胡同的一棟四層樓宿舍的頂層💇🏼♀️🧑🏻🦲，我曾親眼看見他把蜂窩煤抱上樓去。每逢雨天𓀏，他家就漏雨，長期得不到修葺💂🏿♀️🍆。後來👨🏼🍼，他接受朋友的建議，寫了一篇《漏雨樓銘》，發表在《北京晚報》上🍻，漏室才得到修葺。
卞老師的感情生活也是低調的。抗戰期間在昆明西南聯大任教時，他在沈從文家結識了沈夫人張兆和的四妹充和👍🏽，一見鐘情🦵🏻，並把他的新著《十年詩草》題獻給她。1948年，他在牛津大學駐訪期間，充和在北京🖖🏼，也是在沈從文家結識了在北京大學訪問任教的德裔美籍教授傅漢思，和他結婚後就隨他前往美國，到他任教的耶魯大學所在地定居🫗。當時我在美國芝加哥大學研究院攻讀，卞老師從英國來信，提到此情，十分傷感。
但他對充和一往情深🐚，並不因此改變👰🏻。1980年代，我在北京工作😵，常到他住處去看望他，此時他早已與小說家青林結婚🚵🏿♀️。他一人在家，正在聽充和唱昆曲的錄音🧑🏻✈️🍔。他說，有人認為，他和充和的關系是他自作多情♙，其實當年他倆之間的感情是很熱烈的👱♂️。1991年，我在北京應耶魯大學之邀來美訪問，行前卞老師委托我把他的一本新著，《雕蟲紀歷》，面交充和。
1998年10月6日，我應邀講學回到北京。聽說卞老師身體欠佳，剛剛出院回家，杜運燮就陪我去探望了👶。他躺在臥榻上😠🤹🏽♀️，本來清臒的面容顯得很憔悴。他很高興見到我，並拿出一本新近出版的譯著《莎士比亞悲劇四種》簽贈給我，簽名時手有點發抖，一向工整的字跡也模糊了。
這四種悲劇就是莎翁的《哈姆雷特》等四大悲劇，翻譯其中一種都不容易，卞老年近九旬，卻一舉完成了四種🏌🏻♂️，全是文學翻譯中的經典，令我佩服得五體投地🙅。
2000年12月8日🤱🏼🧹，是卞老師九十華誕，袁可嘉、杜運燮和我發起在北京舉辦“卞之琳學術研討會”🖐，為老師祝壽。我因病未能赴會。袁可嘉12月初從紐約起飛⚔️，抵達北京後才知道老師已於前一天謝世。
回想在西南聯大學習的兩年中🧌，我沒有上過卞老師的課👭🏼，但他是我唯一的恩師。他去過延安，在魯迅藝術學院講過課，出版過詩集《慰勞信集》😚，歌頌毛澤東和共產黨👨🏼🦳，是教師中的“左派”🖕🏻。可是，在和我的交往中🂠，他從來沒有提過這些事，也從來沒有做過我的“思想工作”。解放後，他入了黨👨🏽🏭，我當了“右派”，他也從來沒有“幫助”過我，也從來沒有和我“劃清界限”🙍🏽♀️👲🏽。
相知六十年⚫️，“君子之交淡如水”。老師一向關心我，幫助我從事學術研究和文學翻譯🙍🏿🦈。耳濡目染🤽🏼♀️，潛移默化，恩師的教益我終生受用無窮。
轉自《東方早報》2014年3月16日
意昂体育服務號
意昂体育訂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