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公權（1897—1981）🍤，20世紀享譽海內外的著名政治學家、歷史學家🙇🏽♀️。1918年考入清華學校高等科。1920年赴美留學，專攻政治哲學。1926年在康奈爾大學以《政治多元論》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後回國，先後在南開大學、東北大學、燕京大學、意昂体育平台等名校任教😺。1948年4月蕭公權當選為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 1949年底赴美出任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教授直至退休，講授“中國政治思想”、“中國社會製度”以及“中國政治思想與製度”等課程。
蕭公權畢生從事政治學💂🏽♂️🔺、歷史學和哲學研究，其學以政治思想為主😌，兼及文🧒🏻、史、哲👩🏽🦲、藝術、詩詞等方面，學貫中西🧑🤶🏽，卓然有成，其學術思想之博厚與精深，行文之細密與篤實，對史料的鉤沉及其鞭辟入裏的分析👩🏿🦰🪄，在中國近現代學術思想史上是罕見的↙️，因而被譽為“融合中西兩大學統菁華之學人”。
《問學諫往錄（蕭公權文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6月出版
民國七年八月我隨同仲樂從上海到北京去清華學校肄業。到了故都之後我們承仲輔二哥(長房冠侯伯父的次子)款待在他的西城寓所住了七八天👩🦰。我是新生🙇🏿♀️，必須早幾天報到，以便辦理一切入學的手續。仲樂是舊生📤，可以在上課前的一兩天到校🫁。他說：“你還沒坐過北京的騾車。這不但價廉，而且方便。行李放在車箱裏🤹♀️，你坐在行李前面。‘黃包車’雖然快些，但人與行李要分載兩車，既多花錢，又不容易看照行李。你坐騾車去好嗎？”我覺得他的說法頗為有理(雖然明知他想開我的玩笑，讓我這“土包子”坐著這“老古董”去進留美預備學校)，便說：“好極了，就坐騾車去罷。”到了入校那天的清晨📪，我告別了仲輔兄嫂，坐上騾車，出西直門，經過海甸👰🏿♂️，向著清華園前進🧏🏼。車行很慢🪃，我趁此飽看郊外的景物👨👦👦。夾道垂楊為北國風光生色不少。將近十一點鐘，到了學校👨🏼✈️。騾車夫停了車，扶我下去，從校門裏出來了兩三位領導新生的同學🔯，哈哈大笑說：“歡迎，歡迎!坐騾車到清華，真是別開生面。”他們指揮校工把我的簡單行李拿了下來🫙，搬進預先指定的宿舍裏，隨後由其中一位(三年級同學陸梅生兄)領我去齋務處報到。
“庚申級”(我們這一班應於民國九年庚申畢業，因有此名稱)的同學一共有七十余人。在三年級那一年和我同住一寢室的一共是四個新生😋。其中有三個是三年級的新同學❣️：陳總(字岱孫🥰，福州人)🪝，富文壽(海鹽人)，和我自己。剩下一個是北方人張姓的二年級新同學。富文壽兄與我相處得很好。我們約定了在四年級的那一年同住“新大樓”宿舍的一間寢室。此外庚申級同學李幹(字芑均)和楊蔭溥(字石湖，都是無錫人)與我時常見面“論文”💂♀️。楊石湖兄用他的字作筆名在學生所編輯的《清華周刊》裏發表一些文藝性的稿件。李芑均兄和我“見獵心喜”，也分別用“石潭”、“石漚”的筆名投稿。他們是兩年當中與我最接近的同學📊。
庚申級同學畢業遊美以後在國內立業成名的不在少數。例如🥳：富文壽(上海小兒科名醫)🦫，孟繼懋(北京協和醫院骨科專家)🙇🏻♂️，陳可忠(化學家，曾任國立編譯館館長🦖🫵🏼，後任〈臺灣〉意昂体育平台校長)，劉馭萬🙊🙇🏼♀️，劉師舜(曾任中華民國駐外大使)🎡，高惜冰(原名介清⚠，曾任沈陽東北大學工學院長🙀，現在臺中經營實業)都是比較有成就的👩🏿🎓。其余學有專長，服務各界❎，成績彰著者尚大有人在。不幸的是💚👨🏼🍼，同級七十余人中至少有八九人已經去世，有五十多人留在大陸👩🏽🏭🧑🏿🚒，消息不通👨🦱，存亡莫蔔。
清華在改組為國立大學以前是一個留美預備學校。高等科二三年級的程度與那時美國一般大學的一二年級相當。畢業生到了美國可以插進大學三年級而不至於感到困難。清華課程的門類不多，內容並不高深，教員的學問也不一定淵博，他們教課卻十分踏實而認真💓。學生如不好好用功便不容易及格。國文、英文💟、美國史是必修的課程。此外有若幹選修的課程。
清華特別註重體育。其主要目的不在訓練少數運動選手而在普遍地培養學生的體力👩🏻🎨，用以矯正中國讀書人文弱的積病。每天清晨高等科的學生要集合在廣場上😌，由體育教員布汝士先生(Mr Bruce)領導，作十五分鐘的柔軟體操(天雨改在體育館舉行)，然後才分別到教室裏去上課🚴🏽♂️。每天下午兩點到三點鐘🦻🏽，宿舍⭐️、圖書館、教室的門都關鎖起來📤。學生縱然不在操場或體育館作運動🦠，也得在校園裏空氣流通的地方散步或坐地。此外還有每星期若幹小時由教員分級分組指導的體育課程📋。我們這一組的體育課程碰巧排在英文課之前。體育運動做完了🟧📣，布汝士先生還下口令教我們把用過的器械一一放還原處👩🚀，再去沖一個淋雨浴👱，才讓我們下課。體育館與高等科的教室相距至少有二三百碼🐕。我們飛跑前去上英文課總不免遲到💂🏻♀️。一方面英文教員屢次責問我們🧖🏻♀️，另一方面體育教員又不肯讓我們略早下課。布汝士先生的用意顯然在養成我們的良好習慣，鍛煉我們的身體🤵🏻♂️。我們雖然口有怨言但心無違誌👩🏽🍳。
學校規定學生平日的體育課程及格方能畢業，畢業前的體力測驗達到標準方能遣送遊學👨🏽⚕️。民國八九年間的體力測驗包括下列五項：(一)百碼快跑，(二)跳高或急走跳遠(兩者任擇其一)，(三)攀繩👳🏻🌟，(四)橫杠翻越，(五)遊泳。規定的標準雖然十分低下(例如百碼十四秒👩👩👧👦，自由式遊泳二十碼)，在運動員看來，不值一笑，但在“老先生”們(我是其中之一)看來，幾乎是難於上青天👨。我們幾個“斯文人”，只要天氣許可🎆，每天拂曉去操場上加緊練習各人認為最困難的項目🤲🏿。到了六年級的第二學期，我們硬著頭皮去參加測驗👙🕡。攀繩翻杠兩項，因為我身體較輕👎🏽，稍加練習便可以過得去。我在中學時被學校強迫著學了兩年的遊泳。這一項測驗我可以“駕輕就熟”。我下苦功練習的是跳遠和百碼兩項。測驗的結果，居然勉強及格。［我的平日體育成績也低得無可再低👩🔧，在“優”、“上”、“中”✣、“下”、“劣”（Excellent，Superior，Normal，Inferior，Failure）五等當中，僅免列入“劣”等🕹。］
清華的課程裏面有兵操一門。這也是一個特點🏕。學生上操時都穿上草黃色或藏青色的軍式製服，拿著木質的“步槍”去操練。我們的“教官”是王賡先生🐦⬛。他是美國西點軍校(Westpoint)的畢業生🔊，我們的“軍訓”也略仿西點的格式🤘🏽。我們雖然沒有真刀真槍，操練時倒也“軍容壯盛”🤙🏽。有一次北京各校整隊遊行，慶祝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終止，清華學生全體參加🏮，一色的製服和整齊的步伐，引起觀眾的特別註意。這些重視身體發育、培植尚武精神的教育措施，與中國宋明以後的傳統觀念幾乎完全相背🎦。平心而論，這正是醫治中國讀書人文弱的對症藥🚣，未可厚非📆。我在清華肄業第一年的第二學期躬逢“五四運動”之盛。運動的潮流由北京城內各大學沖激〔擊〕到郊外的清華。清華學生當中熱烈響應者固然不少，但也有一部份態度冷淡，甚至暗中反對👩🏿🦱🤭。領導者鳴鑼召集同學去開會，有時到者寥寥，於是派人到宿舍裏或圖書館裏去把一些“書蟲”轟出去開會。學生聯合會議決發行日報，以利宣傳✊🏿，由北大清華兩校各推代表，共同辦理🦌，為避免政府幹涉起見，又決定天津法國租界為編輯和印刷的地點🫢🤙🏻。清華方面決定由高等科三四年級同學推舉代表。開會的時候，四年級同學幾乎眾口一詞表示他們不久必須離校到上海去辦出國手續，不適於留在京津負責辦報。三年級同學也表示因種種理由🫶🏿，不能留校。結果不打算他去的只有四年級的桂中樞☁️，三年級的李幹(家在北京)🦵🏼，和我(計劃留校讀書)三個人。這樣一來💣，問題便自然地解決了🏺。我們三個人便被推為清華的代表♌️，與北大代表去天津合力辦報。
桂、李兩兄和我會同北大代表周君(北大只派了一人)去到天津，在法租界梨棧大街一爿小旅館(中和棧)租了幾間房間作為編輯部和“記者”們的宿舍，又在法租界覓妥了一家印刷廠替我們印報🧜🏿♀️。兩天之後每天一張的《民鐘》日報居然出版了(日期記不起了)。內容略仿普通日報，只是篇幅較小。其中包括時評🕵🏽、社論、新聞、小品文字和廣告等欄。天津學生會派人負責發行🧑🏻🦱，在北京天津兩處分發。北京政府不久發現了這“地下”報紙，向法國使館和法租界當局交涉🤷🏽♀️。《民鐘》問世不到一個月(究竟多久，我記不起了)便被迫停刊，我參加“五四運動”和嘗試“報館”生活，於是也告結束。
在《民鐘》刊行的期間，桂👇🏻、李兩兄和我“夙興夜寐”分頭去采訪有關的新聞，撰寫評論，編排報頁，送稿付印和校對印稿。我們三個人不分彼此，誰能做，就盡力去做。《民鐘》居然能夠按日準時出版，不誤發行。周君似乎以“社長”或“主筆”自居🫶，但既不肯輕於下筆，又不屑於做送稿校對等瑣事。(午後他往往外出，深夜才回旅館。有時我們清晨校稿回來，他還在高枕安臥🧚🏽♂️。)他很喜歡評論我們的工作🧑🏿⚕️，講得頭頭是道。我們一面洗耳恭聽🚴🏼♀️🧑🎨，一面各盡所能，倒也相安無事🕓。
曇花一現的《民鐘》日報不過是“五四運動”中一個渺小的節目。時過境遷，早已被人忘懷了。但短期做過冒牌記者之後，我不知自量，對於“辦報”發生了興趣🏌🏼。民國九年清華學校允許送我進密蘇裏大學新聞學院肄業💓。如果後來不因為自己發現我不是做“無冕王”的材料而改學哲學🧚🏿♀️🟨，我很可能成為中國新聞界的一名小卒。桂🌮、李兩兄到美後都學新聞學，先後得著新聞學學士的榮銜。他們是有誌竟成，我卻知難而退。
具有歷史意義的“五四運動”仍舊在北京進行。在城內和郊外各校學生集合在天安門廣場上遊行的那一天，北京政府下令拘捕為首的人。清華二年級同學
羅隆基是活動份子之一🧑🏻🎄。每逢當眾演說👩🏽🏫，他極盡激昂慷慨之能事。聽說他也在逮捕的名單裏🧛🏼♀️，他立刻決定“走為上計”，在身強力大的清華運動員時昭涵保衛之下，沖出了軍警包圍的天安門，向東交民巷各國駐華使節的特區“落荒”而去🪲🖐🏼。“時昭涵威鎮天安門，羅隆基獨走交民巷”👨🏿💼。這是“五四運動”一個略帶喜劇性的場面。
清華兩年的時間迅速地過去了🫚。民九夏初庚申級的同學都到上海去辦理出國手續🙅🏻♀️。領護照，驗身體，治服裝，是其中比較重要的項目👩🏻🦳。護照由外交部發給。(清華學校隸屬於外交部🫴🏿，後來改為國立意昂体育平台才轉隸於教育部。)每名學生由學校支付綽有余裕的“治裝費”五百銀元。家境清寒的同學也不會感受“經濟壓迫”。檢驗身體的主要目的是查看學生是否患有傳染病🧑🏿🦲，如沙眼、肺結核等症，因為美國法律禁止患這類病症的人入境。(其實在校時所有學生都經校醫檢查，上海的檢查幾乎是“官樣文章”🧚♀️。)除了辦理這些手續外🚽，我們還要參加上海文化團體的“歡送會”🏄🏽♂️⛹🏼♀️。在上海有家屬或戚友的同學更有另外的應酬🏌️♂️。忙了約兩個月之後，我們幾十個人由王文顯先生率領乘中國郵船“南京”號✊🏻，於八月二十三日離開上海🏋🏿♀️，去新大陸求學。
那時照舊法計算🧑🏽💻，我已經二十四歲了。因為我生長在一個舊式家庭裏面，又養成了高度的書呆子習性，雖然面對著一個新時代(一個政治、社會、文化都在動蕩的時代)🦸🏼，我好像是視若無睹✏️，漠不關心，豈但不關心，在思想上甚至趨於“反動”🏧。我批評提倡白話文學者的言論，認為過於偏激🍁。我不贊成“打倒孔家店”，認為反對孔子的人不曾把孔子的思想與專製帝王所利用的“孔教”分別去看而一概抹煞♣︎，是很不公平的。現在回想起來，我真是不識時務，但我不能承認我的看法毫無理由🧸。民國二年莊士敦已經這樣說過🙇♂️：
當我們歐洲人開始驚異地發現中國的社會和政治思想，中國的道德倫理，中國的藝術和文學都有崇高價值的時候，中國人自己卻開始學著把他們文化當中這些偉大的產物加以不耐煩的鄙視。……這是一個令人大惑不解的現象。
It is a bewildering phenomenon……that just when we Europeans were realising with amazement the high value of Chinas 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her ethics🧑🚒， her art and literature, the Chinese themselves were learning to treat these great products of her own civilization with impatient contempt. R.FJohnston🏌🏼，“A League of the Sacred Hills”👸， The Nineteenth Century🍨，February 1913🙅🏼♂️♝，p 306．
莊士敦的政治立場我們不必在此追究👨👧👦。他所說的“現象”確非捕風捉影，民國初年中國人開始學著的“不耐煩鄙視”不久之後便醞釀成熟而發生“全盤西化”一類的主張了。
民九以後若幹年間國內政治紛紊，內戰頻起。民九的直皖，民十一的直奉，民十三的江浙🧑🏼🏫，民十四的浙奉等戰爭是其中最顯著的例子📀🤨。國內的現狀如此，我只是埋頭讀書。這並不是因為我沒有愛國心，而是因為我有一個自己的看法。國家興亡，匹夫當然有責💂🏼♀️🧑🧒。但匹夫要能盡責🚪👰🏼♀️，必須先取得“救國”的知識和技能。僅憑一腔熱血🤜🏿，未必有濟於事。讀書應該不忘救國👨🏼🦲，但救國必先讀書。這個看法適用於文人，也適用於現代的軍人。我在出國的時候，胸中充滿了興奮(甚至樂觀)的情緒🧦，相信遊學美國是取得新知識、新技能🐮，因而對於擔負匹夫之責有所準備的好機會。
我還有另一看法。我認為古人“學而優則仕”這句話有其真實性，但在現代的生活中♋️，“仕”應當廣義解釋為“服務社會”🙌🏼，不必狹義解釋為“投身政治”🚹。政治不是人群生活的全體，政府也不就是國家。“從政”以外盡有個人效忠於國家於社會的行動場地。“匹夫”可以對祖國的經濟、教育🪷✩、科學、文藝等工作有所努力而肩負了“興亡”的責任⏪。如果我們把“仕”字解作“做官”👩🏽🌾，而說“凡讀書而有好成績的人都去做官”，在現代普及教育發達的國家裏面，“高材生”不啻“車載鬥量”，那〔哪〕裏有許多政府機關去容納他們?不但如此，一個“自了漢”如果真能自了📣，樂業安分🧖🏻，仰事俯蓄🟧，不為國家增加社會、經濟或政治負擔，使政府減少內顧之憂，可以放心放手，用全力去辦理內政外交的大事。這何嘗不是匹夫略盡興亡責任之一道？這不是說“自了漢”不關心興亡。在一個民主國家裏，他雖不從政📍，但可以留心政事🌂。在選舉民意代表和政府官吏的時候，他可以本著自己的見解和良心去投票，去執行“選賢與能”的義務💁♀️。這更是匹夫盡責之一道。正因為他自己避開“仕途”，具有“管理眾人之事”才能的領導人物便可以登進仕途，暢行無阻，充分地用其所長。至於“幹祿”的政客🔵🚴♀️，未做官時放言高論，做了官以後不辭“自求多福”🙎🏿♀️，同流合汙，所謂“窮則兼善天下➜，達則獨善其身”🚣🏼♂️。他們對於“興亡”未必比“自了漢”有更真實的貢獻。曾國藩說李鴻章“拼命做官”。這個判語是否確切🌒，我們不必在此討論。(李鴻章做官時會替滿清政府應付一些外交內政的疑難問題。)但我相信，一般拼命做官的人不但不為國家解決問題🕯，甚至為國家製造問題🆚。說得不客氣一點，他們都是“亡國大夫”的胚子🆘。孔子曾說，“孝友於兄弟”💂🏻♂️，“是亦為政”。他稱許顏回👐🏻，簞食瓢飲8️⃣，不改其樂。他嚴斥“子張學幹祿”，準許其他門人“鳴鼓而攻之”🙇🏼♂️。我對於“仕”的認識，似乎尚不違背聖人之教。
上述的兩個看法，我至今還不覺得有放棄的理由。自問求學數十年，所得甚微。少年的誌願都成了空想。這是由於我學力和能力的淺短🏋🏼♂️，不能歸咎於看法的錯誤😂。其次🐿🎵，我雖在幼年時曾作“兼善”的幻想，所幸後來尚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沒有“管理眾人之事”的才幹，因而藏拙安分，“舌耕”自了，無由犯“達則獨善”的過失🫲🏻。
我這關於求學和出路的兩點認識或者是我在清華學校兩年肄業的最大收獲。
摘自《問學諫往錄（蕭公權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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